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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晋风云说略(四十)

2021-09-14 14:11:17
达州晚报

据说,晋明帝(司马绍)还是太子时,有两个知名的“布衣之交”:一个是温峤(288年-329年),平定苏峻之乱后就辞世了(329年);一个是庾亮(289年-340年),是晋明帝的大舅子、晋成帝(司马衍)的大舅舅。因为晋明帝这个纽带,温峤、庾亮两个人成为“血旺兄弟”。王敦之乱(322年-324年)时,晋明帝这两个“布衣之交”(温峤、庾亮)都有突出表现。温峤(太子少傅)不仅疾言厉色,保住了晋明帝的太子之位,而且深入虎穴,探得了可靠情报。庾亮作为晋明帝的特使(议和大臣),虽然有辱使命(王敦第二次反叛),但名士风采让王敦“改席而近”。苏峻之乱(327年-329年)是庾亮惹的祸。于是,在平定苏峻之乱时,温峤既是积极策划者,又是积极倡导者,更是看在兄弟情分上,既帮了庾亮的大忙,也解除了朝廷的危难。

有史家说,按照“性格决定命运”的说法,是庾亮激进的性格激起苏峻之乱(327年)。读过顾凯先生的《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》,我认为性格因素固然有,但更多的是身份因素。在东晋四大家族(王庾桓谢)里,虽然桓温也是皇亲国戚(晋明帝女婿),但只有庾亮身份最为特殊,他才是真正的外戚。同时,庾氏也因为晋明帝和庾文君的政治婚姻迅速崛起,成为东晋最拉风的豪门大族。

晋元帝(司马睿)选择与庾家联姻时(317年),庾文君长得乖、品德美只是一个方面,拉拢一般士族、抵制豪门大族,则是重要的时代考量。正是这桩政治婚姻,让庾氏在东晋士族中得以借梯上楼、迅速崛起。晋元帝被王敦之乱气死(323年),晋明帝登基继位后,迫不及待地册封庾文君为皇后,意在巩固平叛阵营,当然也笃定了庾亮的外戚身份。晋元帝(司马睿)启用寒族士子刘隗、刁协,本意是抵制王氏的权与威。但是,苛碎之政却让司马睿事与愿违,王敦之乱继之而起。王敦直接挑战皇帝权威,还想对太子行废立之事。王敦连续两次叛乱,持续三年(322年-324年),搅得东晋王朝不得安宁。好在这时的王敦,还没有多少不臣之心。

当然,如果王敦不退回老巢去遥控朝廷,司马睿忧愤而死时,或许能有不臣之实,这也未可知。至于为什么要晋明帝(司马绍)对王敦要手诏回朝,我也解释不清楚。还在王敦之乱中,最为封建迷信的东晋朝廷,也不讲什么黄道吉日,先把司马睿的尸体晾在一边,举行了晋明帝登基大典,是不是想让王敦断了念想?是不是登基大典让王敦忧郁而死?我们也无从解释。从庾文君的册封之速可以看出,他对抵制王氏是多么迫不及待。在庾亮看来,自己虽然是士族,但更重要的是外戚。庾亮的双重身份,决定了他的双重任务:既要维护士族的利益,更要维护皇权的地位。于是,他“峻刑密网”的执政风格,与王导“漏网吞舟”的宽和政策,就有了人心向背的天壤之别。前面说过,王敦之乱初期,世家大族要么支持(声援),要么默认(置身事外)。看到王氏想吃独食,其他士族不能分一杯羹,才有了后来的联合平叛。而在苏峻之乱初期,驻守石头城的周札(武豪强族)则直接开门迎敌,这是庾亮想也没有想到的问题。这之间的门道是:是庾亮动了士族的奶酪(利益)。利益至上,是门阀士族的核心原则。所以,有人总结说: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这条原则,在偏安江南的东晋是这样,在五胡争雄的中原大地也大行其道。

庾亮激起苏峻之乱,不仅害死了妹妹庾文君(328年),害苦了外甥司马衍(囚禁石头城),还导致京城(建康)横遭兵燹,断壁残垣、惨不忍睹。虽然在温峤的指点下,庾亮与陶侃化干戈为玉帛,又在陶侃的指挥下,庾亮协助平定了苏峻之乱(329年),但庾亮的名望断崖式下滑,这是庾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庾亮也不好意思再呆在朝廷,于是请求外镇效命。晋成帝(司马衍)认为,父皇死了,母后也走了,舅舅就是他最亲的人,不同意庾亮的请求。为此,庾亮就准备逃归山林去当隐士。晋成帝又派人捣毁了他的舟车,表示了坚决的态度,同时还派人抚慰,表达了亲切的态度。可是,晋成帝(司马衍)敌不过舅舅(庾亮)的死缠烂打(固请),也就任命他为豫州刺史,并领宣城内史。于是,庾亮叩谢皇恩、接受任命、出镇芜湖。

豫州,在古代统属河南大部分地区,这就是现在河南简称“豫”的历史由来。在东晋时(313年),豫州是祖逖北伐收复的失地。祖逖死后(321年),又被祖逖的弟弟祖约弄丢了(322年)。到庾亮出任豫州刺史时(329年),豫州还在石氏的后赵帝国手里。因此,庾亮的豫州刺史,也只是遥领与虚封,只有宣城内史才有实际意义。宣城郡(今安徽宣城市),东汉时(139年-147年)分丹杨郡南部设置。汉顺帝(刘保)设,汉桓帝(刘志)废,个中原因,我们就不去深究了。晋武帝(司马炎)一统天下时,又复置宣城郡(280年)。也正因为晋成帝对庾亮的这次虚封,宣城郡改属豫州(329年),让庾亮的任命才有些现实意义,也更具有深远意义。

庾亮强烈要求外镇效命,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呆在朝廷。更重要的是,他也相信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东晋后来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,庾亮后来的人生作为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庾亮离开朝廷后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尤其是陶侃死后(334年),庾亮又顺利拿到了荆州的军政大权,还都督七州军事。这时的荆州已是今非昔比。因为在平定苏峻之乱后(329年),东晋朝廷把湘州划归荆州,这是朝廷对陶侃的额外奖赏。庾亮掌管两湖地区的军政大权,人生沉浮又来到一个拐点。手握军权,就在朝廷有话语权,朝廷不听话,就可以挥军建康(兵变)。

庾亮尝到了甜头,王导死后(339年),晋成帝没有了首辅大臣,就征召庾亮回朝,庾亮不答应。因为庾亮想用荆州兵团北伐中原为自己找回面子,提升自己的人气指数。通过庾亮的表荐,晋成帝只好用另一个舅舅庾冰(庾亮二弟)代替王导之职。史载,(339年)庾冰入朝任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假节。这个任命不简单:既是中央官又是地方官,还要“假节”。再加上另两个兄弟(庾怿、庾翼)的军政要职,这个权力布局,是不是比西晋太尉王衍得意洋洋的狡兔三窟还更胜一筹呢?庾氏家族的权与位,在王导死后(339年),实现了“触底回升,逆势上扬”。有人说,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的政治格局,在庾亮走进东晋权力中心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:王导再次被边缘化,最明显的事实是“事皆决于亮”。好在这种边缘化,被随之而起的苏峻之乱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

我们来说说“假节”。“假”是“借”的通假字,并非真假的“假”。“节”是“节杖”。“节杖”实物最初为长八尺的竹竿,后来也有金质铜身(镀金铜杆)。在“节杖”最上头装饰着旄羽。旄羽的颜色汉初为赤色(红),后来变成黄色。“节杖”代表皇帝的身份,“假节”就是皇帝把象征皇帝与国家的“节杖”借给大臣使用。看到“节杖”就代表皇帝亲临,可以行使特别权力。这跟我们后来说的“尚方宝剑”差不多,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。“节杖”的使用事项都是国家大事,持节分封诸侯、持节收捕罪犯、持节镇压叛乱、持节出使外国、持节签约议和。

在“持节”这个问题上,持节人把“节杖”看得比生命还重。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,已为大家所熟知,我最感兴趣的是,苏武被匈奴扣押19年后放回,其出使匈奴的那根节杖的黄色旄羽早已荡然无存,而那根竹竿却光滑锃亮,这是在北海牧羊的苏武经年累月用手摩挲出来的吧,看到持节而归、满头白发的苏武,那种忠诚和坚贞,让人感怀不已。那个马日磾失节而死的故事,可能不为大家所熟悉。马日磾,为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的族孙,以经学才俊入仕东汉朝廷。那时的东汉朝廷纷乱如麻。192年,执掌朝政的李傕任命马日磾为太傅、录尚书事,与太仆赵岐共同出使关东。经过寿春(今安徽合肥市)袁术处,因要求过多,被袁术看不起。袁术夺了马日磾的“符节”,以皇帝名义随意征辟将士。马日磾想走又走不脱,想要回“符节”又被袁术死死握住。于是马日磾忧愤发病,死在寿春(194年)。

据说,在晋朝之前的使节没有区分层级,不管是“假节”“持节”,还是“使持节”“假节钺”都是一样(地位相等)。而晋朝的使节名称不同,则代表不同的权力和名望。大致说来:假节,平时没有权利处置人,战时可斩杀犯军令的人;持节,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,战时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;使持节,无论平时和战时,皆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;假节钺(或假黄钺)则最权威,可杀各种节将,无论是假节、持节、使持节的,都可以照杀不误。

前面说过,陶侃死后(334年),朝廷让庾亮填补了荆州的权力真空,其职务也是一大串:都督,统管七州军事,兼领三州刺史,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假节。此时,庾家两兄弟,已经都督十州诸军事,庾氏的军政大权炙手可热,就燃起了北伐中原的激情,不断上书请战,都没得到朝廷的批准文书。朝廷上下想的是偏安江南。先后遭遇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,东晋王朝已积贫积弱,根本无力跟后赵帝国抗衡。有趣的是,石勒临死前(333年)“遣使致赂”,东晋朝廷竟然“焚其币”,表示“打不赢也不怕”。这个动作,让庾亮很不屑,却让南宋朝野的主战派点赞不断:有骨气!□罗学闰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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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姝利 小编
2021-09-14 14:11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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